分地区看，东北地区人口流出地区个数占比从68.4%激增至97.7%，东部地区从57.8%增至68.5%，西部地区从65.9%增至69.4%，只有中部地区从67.4%微降至66.4%。东部地区人口流出地区个数逐步上升，2001-2010年、2011-2015年、2016-2017年分别为290、313、344个，占比从57.8%增至68.5%；中部地区人口流出地区个数先升后降，三个时间段分别为377、395、371个，占比从67.4%微降至66.4%；西部地区人口流出地区个数三个时间段分别为578、568、609个，占比从65.9%增至69.4%；东北地区人口流出地区个数近年急剧上升，三个时间段分别为117、109、167个，占比从68.4%增至97.7%，几乎全域人口流出。由于东北地区缺失常住人口地区最多，我们的判断标准可能存在少许高估，但黑龙江、辽宁、吉林人口先后从2014、2015、2016年开始人口陷入负增长，核心城市人口也负增长或基本持平，高估的空间不大。分省看，扣除京津沪和缺失数据较多的新疆、西藏、青海（东北三省、江西、山东也有少量地区剔除），吉林、黑龙江几乎全境人口流出，然后依次为江西95.1%、辽宁92.5%、海南88.9%、山东85.6%、贵州82.1%、广东80.8%。广东作为我国第一经济强省，其人口流出地区占比高主要是因为内部发展差距巨大，珠三角发达地区对粤西、粤东、粤北人口有强大吸引力。
从行政建制看，地级及以上城市人口流出地区个数占比从20.4%增至47.4%，县级市从62.8%增至76.3%，建制县从73.6%微增至73.9%。地级及以上城市人口流出地区个数明显逐渐增多，2001-2010年、2011-2015年、2016-2017年分别为58、87、135个，占比从20.4%增至47.4%；县级市人口流出地区个数同样逐渐增多，三个时间段分别为225、235、273个，占比从62.8%增至76.3%；建制县人口流出地区个数三个时间段分别为1079、1063、1083个，占比从73.6%微增至73.9%。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和县级市人口流出地区占比均在近年显著上升。
分线看，一线城市中京沪由于控人近年人口流出，二线城市人口流出地区个数占比从0增至17.2%，三线城市从18.3%增至52.1%,四线城市从45.5%增至57.3%，五线城市从70.6%增至71.6%，六线城市从70.4%增至75.7%。一线城市前些年一直保持强劲的人口流入态势，但北京、上海因严控人口近年常住人口已开始流出。二三四线城市2001-2010年、2011-2015年、2016-2017年人口流出地区占比均逐渐上升，二线城市三个时间段人口流出地区个数分别为0、2、5个（剔除城市也可能人口流出，低估），占全部二线城市个数的比例从0增至17.2%；三线城市三个时间段人口流出地区个数分别为13、24、37个，占比从18.3%上升到52.1%；四线城市三个时间段人口流出地区个数分别为116、135、146个，占比从45.5%增至57.3%。五六线城市人口流出地区个数占比总体上也有微增趋势，其中五线城市从70.6%增至71.6%，六线城市从70.4%增至75.7%。可以看出，三线城市人口流出地区个数占比增幅最为显著，达33.8个百分点，远高于二线的17.2、四线的11.8、五线的1.0、六线的5.4个百分点。
从人口流入地区来看，近年人口流动主要呈现两类特征：
一是人口流动更加大城市化和都市圈化，常住人口占比仅32%的千万级大都市圈对全国人口增量的贡献率持续超过50%。2015年后大城市大幅放宽落户，并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引发激烈的“抢人”大战，人口更加向一二线大城市流入。例如，广东省2016、2017年常住人口增长320万，仅广州、深圳合计增长高达215万，对全省人口增长贡献率为67.1%。广深较宽松的落户政策和超强人口吸引力是广东省近年人口流出地区占比高达八成的重要原因，珠三角地区除广州、深圳、佛山、珠海外的多数地区也处于人口流出状态。除了大城市化外，人口流动的都市圈化特征也越发明显。从人口增量贡献看，2000年后24个1000万人以上大都市圈以当前32%的常住人口占比持续贡献全国50%以上的人口增量，这主要由人口占比仅18%的人口流入地区贡献（剔除数据缺失地区）。从人口流入地区占比看，人口流入地区中位于大都市圈的地区个数占比逐渐上升，扣除数据缺失地区，2001-2010年、2011-2015年、2016-2017年分别为17.7%、18.9%、20.9%。2016-2017年全国大都市圈内有37.2%的地区人口流入，而同期非大都市圈地区仅有27.8%的地区人口流入。长三角地区上海、南京、杭州等都市圈周边县市的人口流入地区最为密集。此外，尽管北京近年控人导致人口减少，但人口外迁导致北京都市圈周边的廊坊固安、北三县等地人口显著集聚，2001-2010年、2011-2015年、2016-2017年四县市合计年均人口增长分别为2.5、1.4、7.3万人。除北京外的其他大都市圈外围县市近年并未出现如此显著的人口增长，多数人口仍流入中心城市市辖区。
二是在农民工老化和产业转移的背景下，皖川鄂宁湘等部分中西部省份人口流入地区明显增多。2010年后随着外出农民工年龄老化和产业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转移，部分中西部省份人口流入地区明显增多。扣除京津沪和缺失数据较多的新疆、西藏、青海，2011-2015年人口流入地区占比相对2001-2010年上升的13个省份中有9个来自中西部，其中安徽、四川、湖北、宁夏、湖南均上升超过10个百分点，重庆、广西、贵州、山西也有一定上升；而东部省份除福建、山东外人口流入地区占比均下降。2016-2017年人口流入地区占比相对2011-2015年上升的14个省份中有11个来自中西部，安徽、重庆、内蒙古、广西、甘肃、陕西、河南均上升超过10个百分点，此外还有湖北、宁夏、贵州、湖南；而东部省份只有浙江、江苏、福建人口流入地区占比上升，山东在经济转型困局中人口流入地区占比下降17个百分点。未来随着农民工回流和产业转移的完成，以及中西部核心城市对本区域人口的虹吸效应更加显现，预计这些中西部省份的人口流入地区个数不会长期持续增多。
3.3 中国人口流动展望及启示：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
1）人口未来将持续向一二线大城市大都市圈及部分区域中心城市集聚，人口流入地区也是中国过去、当前及未来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是人口流动的基本逻辑，即为经济与人口的分布平衡，人口流动使得区域经济-人口比值逐渐趋近1，即区域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逐渐缩小。在工业时代，工业发展需要集聚，由此带动人口大规模从乡村向城市迁移。在后工业时代，因服务业发展比工业更需要集聚，所以在城市化中后期，人口主要向中心城市和大都市圈迁移。
从全球和美日等发达经济体人口流动经验看，人口向一二线大城市大都市圈及部分区域中心城市集聚的趋势不可逆转，未来这一趋势仍将持续，人口流入的地方也是中国过去、当前及未来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当前中国多数大都市圈的核心城市虹吸效应仍然明显，但随着发展成熟将逐渐转为外溢效应主导，溢出资金、技术、产业、人口等，促进大都市圈内部的中小城市发展。
2）对房地产市场，把人口流入与置业需求上升直接关联的传统判断需进一步深化，人口结构年轻且常住人口、户籍人口、小学生三个数据均明显大幅增长的地区更优。在个体均质化及无户籍限购政策背景下，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购房需求相同，常住人口流入与户籍人口流入的含义一致，但现实生活中并非如此，常住外来人口收入较低、且受区域住房限购政策制约。并且，人口的年龄结构对购房需求也存在明显影响，从各国购房需求曲线看，20-50岁年龄人口一般是主力购房人群。因此，对购房需求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不仅要分析常住人口，还要分析户籍人口、小学生，还要分析年龄结构等。
3）深化推进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改革，进一步消除人口自由迁徙的枷锁。尽管当前户籍制度改革深化推进，但大城市落户限制仍然明显，这限制人口向大城市集聚，不利于充分发挥集聚效应、推进服务业发展。近两年，在人口少子化老龄化、高质量发展、土地财政等背景下，针对人才、年轻人口的城市“抢人大战”火热展开，主要城市的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资源对外来人口的包容性明显增强，但更重要的在于“抢人”之后通过发展产业和改善公共服务的“留人”。而且，低收入者对城市发展也同样重要，如果低收入者不足，城市生产生活成本也必将上升，对中高收入者也将形成制约（参见恒大研究院报告《城市“抢人大战”：高质量发展、大都市圈战略和土地财政》）。
现行土地制度对城市化形成明显制约。一是农民承包地、宅基地退出补偿机制缺乏，农民多不愿意无偿放弃相关权益，财产权利不健全。二是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割裂。尽管2019年土地管理法修订允许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但除租赁房、共有产权房外，仍限于工业、商业等经营性用途，城镇住宅长期只能在国有土地上建设，高房价抑制城市化。根据自然资源部数据，当前农村建设用地高达19.3万平方公里、大量闲置，而城镇用地仅9.6万平方公里、资源紧张。
4）区域及城市发展规划安排、产业布局、土地供应等应顺应人口流动趋势，房地产长效机制最根本的是人地挂钩和金融稳定，实现供求平衡和需求平稳释放。过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公共政策试图控制大城市发展，在规划安排、产业布局、土地供应等多个方面采取了各种限制，但大多未达目标，反而造成了交通拥挤、公共资源紧张等大城市病、大城市集聚效率不能得到充分发挥、以及一二线城市高房价和三四线城市一度高库存等问题。2016年9月，原国土资源部等5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建立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的实施意见》，宣布推行“人地挂钩”，但其中的“人”为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并非常住人口增量。2018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跨省域补充耕地国家统筹管理办法》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管理办法》，土地资源可跨省配置，但当前跨省配置机制、价格仍为国家统筹、市场化程度不足，土地优化配置仍受制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