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永远不要绝望》
作者/史蒂芬·霍金
节选自《霍金讲演录》
人们经常问我:运动神经细胞病对你有多大的影响?我的回答是,不很大。我尽量地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不去想我的病况或者为这种病阻碍我实现的事情懊丧,这样的事情不怎么多。
我被发现患了运动神经细胞病,这对我无疑是晴天霹雳。我在童年时动作一直不能自如。我对球类都不行,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不在乎体育运动。但是,我进牛津后情形似乎有所改变。我参与掌舵和划船。我虽然没有达到赛船的标准,但是达到了学院间比赛的水平。
∆ 8岁的史蒂芬·霍金
但是在牛津上第三年时,我注意到自己变得更笨拙了,有一两回无缘无故地跌倒。直到第二年到剑桥后,我母亲才注意到并把我送到家庭医生那里去。他又把我介绍给一名专家,在我的21岁生日后不久即入院检查。我住了两周医院,其间进行各式各样的检查。
意识到我得了不治之症并很可能在几年内要结束我的性命,对我真是致命打击。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呢?为什么我要这样地夭折呢?然而,住院期间我目睹在我对面床上一个我稍微认识的男孩死于肺炎。这是个令人伤心的场合。很清楚,有些人比我还更悲惨。每当我觉得自哀自怜,就会想到那个男孩。
∆1962年,史蒂芬·霍金的牛津大学毕业照。
不知什么灾难还在前头,也不知病情恶化的速率,我不知所措。医生告诉我回剑桥去继续我刚开始的在广义相对论和宇宙学方面的研究。但是,由于我的数学背景不够,所以进展缓慢,而且无论如何,我也许活不到完成博士论文。我感到十分倒霉。
那时我老做噩梦。在我的病况诊断之前,我就已经对生活非常厌倦了。似乎没有任何值得做的事。我出院后不久,即做了一场自己被处死的梦。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被赦免的话,我还能做许多有价值的事。另一场我做了好几次的梦是,我要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拯救他人。毕竟,如果我就要死了,做点善事也是值得的。
但是,我没死。事实上,虽然我的将来总是笼罩在阴云之下,但我惊讶地发现,我现在比过去更加享受生活。我在研究上取得进展。我订婚并且结婚,我还从剑桥的凯尔斯学院得到一份研究奖金。
凯尔斯学院的研究奖金及时解决了我的生计问题。选择理论物理作为研究领域是我的好运气,因为这是我的病情不会成为很严重阻碍的少数领域之一。而且幸运的是,在我的残疾越来越严重的同时,我的科学声望越来越高。这意味着人们准备给我一系列职务,我只要作研究,不必讲课。
直到1974年我还能自己吃饭并且上下床。简(编者注:简·怀尔德,霍金第一任妻子)设法帮助我并在没有外助的情形下带大两个孩子。然而此后情形变得更困难,这样我们开始让我的一名研究生和我们同住。我让他们免费食宿,关注他们的研究,他们帮助我起床和上床。1980年我们变成一个小团体,其中私人护士早晚来照应一两小时。这样子一直持续到1985年我得了肺炎为止。我必须采取穿气管手术,从此我便需要全天候护理。能够做到这样是受惠于好几种基金。
∆1984年,史蒂芬·霍金在哈佛大学与研究生助理科林·p·威廉姆斯交谈。
我的言语在手术前已经越来越不清楚,只有少数熟悉我的人能理解。但是我至少能够交流。我依靠对秘书口授来写论文,我通过一名翻译来作学术报告,他能更清楚地重复我的话。然而,穿气管手术一下子把我的讲话能力全部剥夺了。有一阵子我唯一的交流手段是,当有人在我面前指对拼写板上我所要的字母时,我就扬起眉毛,就这样把词汇拼写出来。这样交流十分困难后,不用说写科学论文了。
还好,加利福尼亚的一位名叫瓦特·沃尔托兹的电脑专家听说我的困境。他寄给我他写的一段叫做平等器的电脑程序。这就使我可以从屏幕上一系列的目录中选择词汇,只要我按手中的开关即可。这个程序也可以由头部或眼睛的动作来控制。当我积累够了我要说的,就可以把它送到语言合成器中去。
我实际上在运动神经细胞病中度过了整个成年。但是它并未能够阻碍我有个非常温暖的家庭和成功的事业。我要十分感谢从我的妻子、孩子以及大量的朋友和组织中得到的帮助。很幸运的是,我的病况比通常情形恶化得更缓慢。这表明一个人永远不要绝望。
∆约1987年,史蒂芬·霍金和妻子简及他们8岁的儿子蒂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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