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3——皇帝亲自给《资治通鉴》写的序
原文：
《资治通鉴》序
宋神宗
朕惟（想，思考）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刚健笃实，辉光日新（《易·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高亨注：“天之道刚健，山之性厚实，天光山色，相映成辉，日日有新气象。”后常指一个人在道德、文学、艺术等方面日有长进。）。《书》亦曰：“王，人求多闻，时惟（愿，希望）建事。”《诗》、《书》、《春秋》，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于后世者也。
汉司马迁（chou,缀集：连缀汇集。多用于著述、编辑）石室金匮之书，据左氏《国语》，推《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采经摭（zhí，采集）传，罔罗天下放失（轶）旧闻，考之行事，驰骋上下数千载间，首记轩辕，至于麟止，作为纪、表、世家、书、传，后之述者不能易此体也。惟其是非不谬于圣人，褒贬出於至当，则良史之材矣。
若稽古英考，留神载籍，万机之下，未尝废卷。尝命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事迹，俾就祕阁翻阅，给吏史笔札，起周威烈王，讫于五代。光之志以为周积衰，王室徵，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平王东迁，齐、楚、秦、晋始大，桓、文更霸，犹讬尊王为辞以服天下；威烈王自陪臣命韩、赵、魏为诸侯，周虽未灭，王制尽矣！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繇也。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切磋）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吉凶、善恶各种现象）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敎，断之以邪正，要之於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四卷，列于户牖之间而尽古今之统，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策牍之渊林矣。
《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
柏杨白话版：
宋神宗赵顼序
我知道，高级知识分子差不多都熟悉前代所发生的事情，用以砥砺品德。所以他们才心理健康，神采四射，每天向前进步。《书经》说：“君王应该不断学习，时刻不停地全神贯注。”《诗经》、《书经》、《春秋》，每部书都在说明得失的轨迹，保护无偏无私的正规法则，使后世从记载中得到教训和警惕。西汉王朝司马迁，整理皇家祖庙石室里的书籍和皇家库房金柜里的文件，再根据《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广为收集，精密选择，网罗历史上的故事佚闻，再加以考正，笔触奔腾于上下数千年之间。最早起于黄帝王朝第一任君王姬轩辕（前二六九八年）最晚至于刘彻（西汉王朝七任帝）发现麒麟（前一二二年。共二千五百七十六年）。内容分成“纪”、“表”、“世家”、“书”、“传”五个单元，遂成为定型，后世史学家跳不出他所创立的模式。司马迁主要的优点，在于是非判断，都不违背圣人的标准，赞扬和谴责，也都十分中肯。毫无疑义的，他是一位优良的史学家。
我父亲（宋王朝五任帝赵宗实）一向重视古籍，留意图册，虽然每天处理千万国家事务，但一有空暇，仍沉湎阅读。曾经委托龙图阁常设皇家文学侍从官（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研究历代君王和官员们的事绩，就近向秘阁御用图书馆，搜集资料，由政府供应全部经费。
起自公元前四〇三年，讫于公元后九五九年。司马光的意思是，周王朝日益凌替，皇族衰弱，法令规章和军事行动，都操在封国国君之手。十三任王（平王）姬宜臼把首都自镐京（陕西省西安市西）东迁到洛阳，齐、楚、秦、晋，诸封国才开始强大。姜小白、姬重耳，先后成为霸主，但仍尊重周王朝的国王，用以号令天下。可是，到了三十八任国王（威烈王）姬午，下令擢升封国的高级官员（陪臣）韩、赵、魏三家，当封国国君（诸侯），周王朝虽未灭亡，纲纪却已全毁。司马光决定从发生这一件事的那一年开始，也正是古人著书立说，从某一事件起笔的原意。至于书中引用圣君贤相们讨论国家大事和治理之道的精辟言论，道德的或刑罚的善恶制度，神明的和人世的之间的关系，吉祥的和灾难的根源，威信盛衰的基础，行政措施利与害的影响，将领们的战略，官吏们的施政方案，严格的分析它们是邪恶？还是公正？是长久之计？还是只顾眼前？不仅于此而已，连词藻美丽的文章，含理至深的议论，也都一一收集。历经十六个王朝，凡二百九十四卷。把它展开在明窗净几之上，立刻可以了然古今的演变历程。广博而扼要，简洁而不遗漏。更是一种典章制度的总汇、文章词藻的选辑。
荀况曾说过：“你如果想看圣人的做人行事，应该在后代的英明君王身上寻找。”像西汉王朝的刘恒（五任帝）、刘询（十任帝），唐王朝的李世民（二任帝），都是孔丘所说的，无可挑剔的人物。其他的英明君王，或有诚挚的爱心，或有忠孝的感召，或者知人善任，或者勤俭谨慎，也都得到圣贤们的部分优点。孟轲说我对于姬发（周王朝一任王）、姬诵（周王朝二任王），只赞扬他们两三件事而已。”至于有的荒谬狂悖，我们可从他看到前车之鉴。有的恶毒奸诈，可从其中得到反省和启示。
《诗经》说：“商王朝子孙，应以夏王朝的覆亡，作为借镜，不必远求。”所以，我特地为这部书取名《资治通鉴》，显示我的盼望。
读书笔记：司马光在宋神宗的序言后面加了一条注释：“治平四年（一〇六七年）十月初，皇上召大臣讲课，我奉到圣旨，宣读《资治通鉴》。该月九日，臣司马光第一次进读，皇上把御制的序文，当面赐下，吩咐‘等全书完成时加进去。’”。
宋神宗的这篇序言，讲述了为什么要编《资治通鉴》，指出从《资治通鉴》的记述中，人们可以从正反两方面都得到借鉴。序言本身并没有特别出彩的地方，这篇序的意义不在其本身，而在于它是《资治通鉴》的保护伞。当时新旧党争十分激烈，如果不是有这篇序言，新党很可能会查禁《资治通鉴》，甚至有可能会毁掉书稿，那对中国文化的损失可就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