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能找到理由赢”

2021年1月22日，哈尔滨王先生收到了来自深圳市南山区法院的一纸败诉的判决。法院认为，腾讯公司的产品“微视”未经王先生允许使用其“微信好友关系”的行为，构成合理使用，没有侵犯王先生的隐私权和个人信息。

而在此前，有用户在北京互联网法院起诉“微信读书”类似行为时，却获得了胜诉，法院认为腾讯未经用户允许使用其“微信好友关系”的行为，侵犯了用户的个人信息。

王先生的败诉，引起网民哗然。中国网民的朴素是非观遭到冲击：“微信好友关系不是个人隐私？”有网友在新闻评论区发帖，“跪求马化腾和张小龙都公布下微信好友关系，要脱光大家都脱。”

事实上，王先生对败诉早有预感。他居住在哈尔滨，本案最初也在哈尔滨法院审理。

王先生起诉之后，当地法院很快作出了裁定，要求腾讯公司立即停止侵犯原告隐私权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立即停止在‘微视’APP中使用原告微信头像、昵称的行为，停止在‘微视’APP中将申请人推荐给其他用户以及获取申请人所在地区及好友关系等全部个人信息的行为。”

但腾讯法务的能力超出王先生的想象，他们向哈尔滨法院提出了管辖权异议，最终案件被移送到深圳南山区法院审理。“这时我就知道赢不了了”。他说。

要知道，和这份判决冲突的，还不仅仅是北京互联网法院的“微信读书”案，更有腾讯自己的说辞。几年来，微信一直封杀抖音和多闪，理由是后两者涉嫌盗用微信用户的好友关系链，腾讯和字节跳动因此大打口水战，也都提起数次诉讼。

但抖音和多闪根本无从掌握微信用户的好友关系链，又谈何盗用？因此，在法庭上，腾讯方面的律师只得声称，微信用户的用户名和头像使用权归腾讯所有，以申请针对抖音和多闪的封杀禁令。

真到了腾讯自家的APP未经用户允许调用微信好友关系时，这些信息又都不属于个人隐私了。

这几起案件，比3年来腾讯在南山区法院的胜诉率，更能说明腾讯对中国司法强大的影响力。赢得判决，你只是战胜了被告；把控法律规则，才能战胜所有敌人。

所以，王先生这样的普通老百姓被腾讯法务碾压，并不值得惊诧。再大再知名的中国企业遇到腾讯法务，也往往只能送人头。

去年轰动一时的“老干妈”案，本是腾讯内部人的乌龙，却冻结了“老干妈”的账户。在全国人民声讨腾讯糊涂胡闹之后，腾讯通过卖萌与自嘲，做了一次教科书式的公关，腾讯的法务更来了一波神操作。

我们可以重读一下腾讯和老干妈2020年7月9日的联合声明，其中提到，“腾讯已向老干妈方面当面致歉”，但最后却又拉上“老干妈”一起向公众道歉，“由于此事对社会公共舆论资源造成过多占用，我们深表歉意。”

老干妈何错之有，为何要道歉？跟很多案子一样，这次乌龙除了再一次成就了“必胜客”的威名，似乎并没有肇事者被问责。

腾讯和“老干妈”握手言欢，企鹅的体面得以保全。但真相在哪里，中国司法体系的尊严在哪里，貌似已没人关心没人问。

来自腾讯的诱惑

一位和腾讯打过不少交道的前法官透露说，就算不涉及腐败，腾讯这样体量的科技公司也有很多“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对法院和法官施加影响，最典型的就是各种学术会议和约稿。

由于腾讯研究院资助了很多高校的法学院，又出版着《网络法论丛》、《互联网前沿》等专业书刊，同时拥有腾讯网、腾讯新闻等大众传媒平台，很容易帮学者和法官们扩大影响力，所以大家很乐于合作。

“很简单的一个例子，腾讯资助一个法律问题的研讨会，同时请了高院、中院和基层法院的法官，还有很多教授一起出席，现场也有媒体记者。那么对于基层法院的法官来说，这就是一个在上级法院面前露脸的机会，发言稿刊发之后，也有可能被本院领导看到，何况参会还有专家费可以领。未来如果有案子到了他们法院，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适当的优待也是很正常的。”他说。

此外，由于和媒体、学界的关系很好、加上公司的业务本身比较前沿，腾讯也有能力打造有全国影响的典型案例出来，对于主审法官来说，这同样是一种业绩，有利于其晋升。

比较典型的是深圳南山法院审理的“腾讯诉盈讯科技侵害著作权纠纷案”，入选了《人民法院报》2020年度人民法院十大案件，被南山法院视为“重要奖项”。

必须点出的是，本案的承办法官周灵均，正是前述王先生诉“微视”隐私侵权案的审判长，在获得这一大奖的一个星期后，他作出了用户败诉的判决，认定微视未经允许使用“微信好友关系”属于“合理使用”。

除了和法官个人的关系，在重大案件上，腾讯也有足够能力和渠道，在集团政府关系部门同事的协助下，找到涉诉地的政府或法院领导，在法庭之外，传达腾讯的诉求和期望。

在2015年之前，这种方式还只是在个别城市探索。一般来说，腾讯在当地有重大投资和合作项目的城市，更容易行得通。但近年来，随着腾讯在互联网政务领域的大量投入，腾讯可以触达的地方政府和法院都呈几何倍数增长。

“法院自己的技术能力是很差的，这些年从最高法院开始，又一直特别重视智慧法院。对于法院的领导们来说，当然很欢迎腾讯这样的大型科技公司帮忙。而且他们也没打算赚法院的钱，收费很低，也就更容易和法院搞好关系。”前述熟悉腾讯的前任法官说。

据他所知，江波现在很大的精力都在智慧法院的项目上，已经很少再管具体业务，因为他曾经当过法官，对法院系统比较了解，而且级别也比较高，方便和腾讯内部的其它部门调动资源。

除了法院系统，反垄断相关的监管机构和行业专家也是腾讯研究院维护的重要目标，为此，腾讯也同样不计成本，广结善缘。

例如，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前成员王晓晔教授的多位学生，如今都在腾讯研究院任职。作为在反垄断领域最权威的专家之一，王教授在不同场合提出，对于互联网新业态，反垄断执法应该谨慎，不能因为它发展得大就要治它，要专业地评估其行为和影响。

类似的，腾讯研究院的杨乐博士还兼任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该中心执行主任许可老师，在2020年6月发表的《网络支付垄断的真与伪》一文中，仅凭一组未介绍统计口径的数据，就主张腾讯财付通、蚂蚁金服支付宝在移动支付市场的市场份额分别为20%和14.78%，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这一数据竟然又在2020年9月，被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前主任，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与反垄断执法局原局长和原副局长在联合署名的文章《慎言网络支付垄断》继续援引，并在论证思路和结论上与许可老师《网络支付垄断的真与伪》一文高度一致。

有趣的是，这三位反垄断监管机构的前高级官员，如今都是中国互联网竞争政策与产业发展学术论坛的成员，这一论坛的发起机构共四家，其中就有腾讯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