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2223——不战而屈人之兵

大通二年（公元528年）

乙丑，魏潘嫔生女，胡太后诈言皇子。丙寅，大赦，改元武泰。

萧宝寅围冯翊，未下；长孙稚军至恒农，行台左丞杨侃谓稚曰：“昔魏武与韩遂、马超据潼关相拒，遂、超之才，非魏武敌也，然而胜负久不决者，扼其险要故也。今贼守御已固，虽魏武复生，无以施其智勇。不如北取蒲阪，渡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死地，则华州之围不战自解，潼关之守必内顾而走。支节既解，长安可坐取也。若愚计可取，愿为明公前驱。”稚曰：“子之计则善矣；然今薛修义围河东，薛凤贤据安邑，宗正珍孙守虞坂不得进，如何可往？”侃曰：“珍孙行陈一夫，因缘为将，可为人使，安能使人！河东治在蒲阪，西逼河漘，封疆多在郡东。修义驱帅士民西围郡城，其父母妻子皆留旧村，一旦闻官军来至，皆有内顾之心，必望风自溃矣。”稚乃使其子子彦与侃帅骑兵自恒农北渡，据石锥壁，侃声言：“今且停此以待步兵，且观民情向背。命送降名者各自还村，俟台军举三烽，当亦举烽相应；其无应烽者，乃贼党也，当进击屠之，以所获赏军。”于是村民转相告语，虽实未降者亦诈举烽，一宿之间，火光遍数百里。贼围城者不测其故，各自散归；修义亦逃还，与凤贤俱请降。丙子，稚克潼关，遂入河东。

柏杨白话版：528年（南梁·大通元年 北魏·孝昌四年 武泰元年 建义元年 永安元年）

正月七日，北魏帝（九任孝明帝）元诩（本年十九岁）的姬妾潘嫔（小老婆群第四级）生一个女儿，胡太后诈称生一个儿子。

正月八日，大赦，改年号武泰（之前是孝昌四年，之后是武泰元年）。

北魏帝国叛将、自称齐帝的萧宝寅围攻冯翊（陕西省高陵县），不能攻克，而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长孙稚的大军，已抵恒农（河南省三门峡市），特遣政府政务秘书长（行台左丞）杨侃对长孙稚说：“从前，曹操跟据守潼关（陕西省潼关县）的韩遂、马超对抗，韩遂、马超的才干，根本不是曹操的对手，然而两军相峙，长时间不能决定胜负，原因在于二人据守的是险要之地。而今，贼寇（指萧宝寅）防御已十分坚固，即令曹操再生，也无法施展他的智略和勇气。我建议：不如北上夺取蒲坂（山西省永济县），再西渡黄河，深入贼寇（萧宝寅）心脏，把军队挺进到死战之地，则华州（州政府设武乡【陕西省大荔县】）的包围，不用战斗，会自动解除；潼关守军，也会自行退走；枝叶既都剪除，长安（陕西省西安市）一座孤城，我们可坐在凳子上，夺取到手（这正是当年曹操击败韩遂、马超的战略【参考二一一年闰八月】，不知杨侃为什么说即令曹操，也无办法）。如果这个愚昧的计策可以执行，我愿当明公的前锋。”长孙稚说：“你的计策很好，可是今天的情势是：薛脩义包围河东郡（蒲坂·山西省永济县），薛凤贤盘踞安邑（山西省运城市），宗正珍孙固守虞坂（山西省平陆县北二十千米中条山口），大军寸步难进，如何前往？”杨侃说：“宗正珍孙，不过一个武夫，阴差阳错，当上将领，只可以供别人驱使，怎么能驱使别人！河东郡郡政府设在蒲坂，西临黄河，郡境全在郡城之东，薛脩义裹胁变民军到西部围攻郡城，变民军的父母妻子，一定仍留在东方自己村落，忽然听见政府军来到，都会担心家人的安危，势必望见风尘，立刻溃散。”长孙稚遂派儿子长孙子彦，跟杨侃率骑兵从恒农北渡黄河，占领石锥壁（山西省运城市西南）。杨侃声称：“现在暂时驻扎，等待后援的步兵部队，同时观察民心动向。凡是送来投降名册的人，各回本村，注意政府军信号，政府军如果一连燃起三次烽火，各村就要也燃起烽火回应；没有燃起烽火的村落，显然是贼盗（变民军）党羽巢穴，政府军当发动攻击，屠杀全村，而把财产妇女赏赐给政府军士兵。”村民辗转传播，于是，即令没有投降的村落，也燃起烽火；一夜之间，烈焰冲天，火光照耀数百里，包围州城的变民军大为惊骇，不知道后方发生什么变故，各自奔回，首领薛脩义也狼狈逃还，跟薛凤贤都向政府投降。

正月十八日，长孙稚攻克潼关，进入河东。

读书笔记:杨侃这一计可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实在是高。其关键点在于发动心理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