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2——司马光为什么会编写《资治通鉴》
司马光为什么会花那么大的力气编写《资治通鉴》这样大部头的历史书呢？熊逸老师的《熊逸讲透资治通鉴》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比较好的阐述。原文转载，供大家参考。
历史学的意义
古代社会是经验型的社会，经验越丰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越强。一个人的亲身经验总是很有限的，所以在亲身经验之外，更需要依靠历史经验。
正所谓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任何一种新的难题，似乎总可以在历史上找到解决方案；任何一种新的尝试，似乎也总可以在历史上找到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大到治国安邦，小到勾心斗角，历史经验越多，胜算也就越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也是政治学、管理学和成功学。
司马光显然是一个早早就意识到了历史学价值的人。而且，他也对治史很有兴趣。但以儒家的传统来论，史学的地位从来都排在经学之下。
经书，也就是被朝廷奉为意识形态圭臬的经典，主要是儒家经典，才是第一流的著作。史学只是经学的附庸，只能起到辅助性的作用。
所以，对于任何一名有上进心的读书人来说，钻研经学才是人生首选。更加现实的是，经学之路是一条升官发财之路，搞史学最多只能锦上添花。
在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北宋时代，史学特别不受重视。这是政策导向的结果：读书人要通过科举考试才能进入国家管理层，科举的录取率又远远高于唐代，这很能燃烧读书人的希望。但科举不考史学，史学知识只能在策论里边发挥一些辅助功效，自然也就很少有人愿意为它耗时耗力。
不过，即便真想为史学耗时耗力，也没那么容易，因为系统性地掌握史学，要读的书不仅太多，而且太乱。单是官方正史，当时从《史记》《汉书》到《新唐书》《新五代史》，已经有了足足19部大书，足以让人望而生畏。
从体裁上看，这些史书通通属于纪传体，给重要的历史人物一一立传，优点是容易理解人物生平，缺点是很难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所以，要想让历史经验真能为人所用，就有必要让历史书变得清晰易读，而要让历史书变得清晰易读，就有必要把现有的材料重新编排考订、去伪存真、删繁就简、提纲挈领。这种繁琐而枯燥的工作，必须有耐得住寂寞的人才能完成。完成这样一桩事业，可想而知，需要惊人的时间和精力。时间和精力从何而来？主要从失败中来。
古人写书，通常叫作“退而著书”。所谓“退”，意思是说，在社会上处处碰壁，碰得头破血流，不得不离开社会，躲进自己的一片小天地里。所以，古代那些著书立说，传授各种成功方法的，往往都是些失败和失意的人，期待自己的价值能在将来的社会被人发现。
失意者的机缘
司马光虽然早就有心编写一部简明版的古代编年史，并且早早就动了手，还很受皇帝的鼓励，但真正让他得以完成《资治通鉴》这部鸿篇巨制的机缘，恰恰是他在政治斗争中的彻底失势。
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司马光写成了一部极简版的编年史，名叫《历年图》，献给刚刚即位的皇帝。接下来，他又花了两年时间，拓展了《历年图》的内容，把战国到秦朝的这段历史按照编年丰富起来，再次献给英宗皇帝。这个时候，这部未完成的书稿叫作《通志》。《通志》顾名思义，是对历史所做的贯通性的记录，当然不该仅仅截止在秦朝，后面的历史也要依照这个模式继续编写下去。但司马光已经发现，这决不是只靠一己之力就可以办到的。于是，经过宋英宗的批准，他不但可以自己选聘助手，成立书局，还有权调用皇家秘府的藏书和档案。
治平四年（1067年），宋英宗病逝，宋神宗继位，改元熙宁。年仅20岁的宋神宗请司马光为自己讲读《通志》，才听了开头“三家分晋”的事件就很受触动，觉得历史经验太重要了，实在是治国的法宝。于是，宋神宗给《通志》重新命名，叫作《资治通鉴》，书名意思是：一部对治理国家特别有帮助的中国通史。宋神宗还亲自为《资治通鉴》作序，又把自己做皇子时候的私人藏书送给司马光做参考资料。
从同一个历史事件当中到底能够得出怎样的经验，这显然因人而异，差异甚至可以大到黑白分明、势不两立的程度。
而高度赞赏《资治通鉴》的宋神宗认为，只有大刀阔斧、力排众议地推进改革，才能富国强兵，创造伟大盛世。而司马光作为《资治通鉴》的核心作者，却坚定地反对宋神宗的改革理想，他的核心政治思想是：国家要求稳定。两个人的见解，在历史上都能找到足够的依据，谁也说服不了谁。没办法，这就是文科的悲哀。
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年月，
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时代，
那是信仰的新纪元，那是怀疑的新纪元，
有人直上天堂，有人直下地狱……
无论如何，那都是一个崭新的时代。宋神宗为着富国强兵的美好愿景，找到了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王安石。从此君臣遇合，风云际会。宋神宗重用王安石，开启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
王安石变法让所有的知识分子面临站队的选择，人群于是一分为二，支持变法的称为新党，反对变法的称为旧党。新党迅速占据了重要岗位，旧党纷纷被排挤出朝廷。
司马光作为旧党大佬，屡经波折之后，终于在熙宁四年（1071年）落脚洛阳，做了一名无所事事的闲官，闭门著书，绝口不谈朝政。这一年，司马光53岁，从此还要在洛阳寂寞生活15年。
司马光的洛阳生活有几个标志性的事件：一是给自家花园取名独乐园，表明自己甘于寂寞，不凑新党的热闹；二是把书局迁了过来，从此全力以赴，以职业作家的姿态编修《资治通鉴》。
两种治史风格
在一首司马光写给他的邻居邵雍的诗里，司马光说：“我以著书为职业，为君偷暇上高楼”。意思是：我把写作当成职业，这种职业是需要枯坐书斋、足不出户的，但我因为很欣赏你，所以为了陪你，我才忙里偷闲，和你一起上楼看看风景。这位邵雍是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北宋五子”之一，他也很欣赏司马光，说司马光是个脚踏实地的人。他的这句评价，给我们创造了“脚踏实地”这个成语。
司马光从性格到做事，一以贯之的特点确实就是脚踏实地，每一步都要走得稳，走得准，并且持之以恒。所以相较于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大步流星和高瞻远瞩，司马光难免显得迂腐，既没有美感，也缺乏豪情。
更有意思的是，夸赞司马光脚踏实地的这位邵雍，至少在学术上，偏偏不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
邵雍也在搞一部编年史，名叫《皇极经世》，篇幅虽然不大，但构架和规模远远大于《资治通鉴》，不但给历史编年，还给未来编年，一直预言到世界末日，展现出人类社会从始到终盛衰兴亡的宏大规律。
邵雍给宇宙所做的编年，并不是从历史细节当中小心考证出来的，而是根据汉代的易学算出来的，是一套非常规整的数学模型，虽然很有数学之美，更有高深莫测的神秘感，但和真实的天文历法往往合不上拍。所以邵雍虽然位列“北宋五子”之一，但他的学术贡献对儒学的影响并不太大，反而是民间的算命先生常常打着他的易学旗号招摇撞骗。
司马光给历史做编年，才真正做到了脚踏实地，邀请专家助阵，采用了当时最前沿的天文历算成果，从史料的细节当中仔细考订历史事件发生的准确时间。这是一件很繁琐，也很无趣的工作，读者通常也不会特别较真，但司马光非要精益求精，不敢出半点纰漏。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资治通鉴》终于完稿，总共294卷，还有配套的《通鉴目录》30卷和《通鉴考异》30卷。
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资治通鉴》刻版完成，开始印刷发行。而这个时候，司马光已经过世7年了。
当然，修订一部千年通史，纰漏总是免不了的，但无论如何，在政治失势的岁月里，司马光脚踏实地写出的《资治通鉴》，直到今天仍然是一部不失典范意义的严谨史书，邵雍的“宇宙简史”却不再有几位读者了。
